鄧南光，民國前四年出生於新竹縣北埔鄉，二十二歲那年負笈東瀛就讀法政大學經濟學系，其間由於對攝影的濃厚興趣而在課餘之暇參加學校的攝影社團修習攝影技法。初期、鄧南光使用的是KODAK AUTOGRADHIG的骨董式相機，隨性地在東京街頭獵影。後來由於投稿作品被刊登於日本的CAMERA雜誌，因而對自己的攝影技術建立了信心。

鄧南光對於在初試啼聲之際便能獲得青睞，欣喜之餘亦深感若再以構造簡略的骨董式相機從事攝影創作，不論在質感或效率上均絕非長遠之計。因此，在幾經波折及長期的節衣縮食後，終於以半買半送的方式輾轉從友人處購得一部LEICA 相機。自從行家眼中的LEICA相機入手之後，鄧南光拍照變得勤快了。而從他早期使用LEICA所拍攝距今約六十年的古老照片中，LEICA相機豐富且飽和的階調再現力及清晰的解像力也因此再度獲得驗證及肯定。

民國二十四年鄧南光返回台灣，由於自覺在日本人統治的環境中無法尋得適當的發展方向，便以學生時代習得的攝影技能在台北市京町（今博愛路）開設了台灣第一家照相器材行－「南光寫真機店」，並從那時起開始他在台灣的紀實攝影生涯。民國四十年鄧南光受聘為「台灣文化協進會」的攝影委員。四十二年他更擔任中國攝影學會在台復會的發起人，並與張才、李鳴鵰等攝影同好共同推廣攝影活動，帶動早期台灣的攝影風潮。

民國四十三年鄧南光創辦了「自由影展」，積極提倡所謂「現代攝影」，在當時保守、封閉的攝影環境中，強調紀實的攝影作品雖未能見容於引導時尚的沙龍畫意潮流之中，但也宛如一股清流般地在當時蔚為攝影創作的另一種風尚。
民國二十四年至三十三年間可說是鄧南光從事攝影創作的巔峰時期，他以本土攝影家的觀點走訪全省拍攝了近六千張的底片，主題含括人像、靜物、風景及生活紀實等等，內容則觸及當時的生活點滴及民情風俗，可說為戰後台灣的殖民時期社會型態留下了極為周延的歷史佐證。

綜觀鄧南光畢生的攝影創作，雖然項目繁多，但從早期的抒發鄉愁到戰後初期的社會寫實以至於晚年的人物及風景造型，無不反應了當時時代意識所賦予他的創作心境，而簡潔的人性觸動，細緻的生活觀察，忠實的影像呈現，適切的氛圍凝聚及鄧南光不喜矯作，對於人性尊嚴、生命價值所抱持的誠懇態度，則是其作品中最令人動容之處。正如同碧潭的婦女倩影、北埔的看戲人群，清明掃墓及日據時期的原住民孩童等等作品中，所隱約流露出鄧氏靜謐、謙抑的創作視野與胸襟般；當時的生活情境與對話彷彿也隨著觀賞者對過往的緬懷，栩栩如生地迴盪在腦海中。

卡迪布烈松曾說「攝影是在舜間對事件的兩個方面產生認知，一是事件本身所存在的特殊意義，另一則是儘可能的呈現事件的精確構成。」回顧鄧南光的系列作品，他透過觀景窗冷靜犀利的視點觀察，巧妙成熟的佈局架構，和布烈松對攝影的睿智認知，似乎更有著諸多不謀而合之處。鄧氏雖於民國六十年因心臟病突發猝逝，但其所遺留的環繞台灣子民在這片土地上共存共榮的精緻影像，除了為台灣的蛻變過程留下珍貴的歷史資產之外，作品中誠懇扎實的影像語彙，更為後代的攝影工作者提供了絕佳的參考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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