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0月關曉榮又再度帶著闊別十年的懷舊心情，踏上台 航的小飛機，內心的悸動彷彿投射在湛藍海面上的飛機身影般，隨著波浪起伏泛動。距離第一次踏上蘭嶼已經整整十一個年頭了，看見當時正在讓母親理髮的小男孩如今已是高一的小大人時，關曉榮除了第一次感受到由於生命在歲月中消長的痕跡，所帶來的強烈衝擊之外，當地居民的熱情招呼，也使得他得以開啟塵封已久的記憶，並重新尋回早期追逐理想的熱忱和恣意。

從小在眷村長大的關曉榮，對於兒時的記憶，除了慶幸自己沒有學壞之外，由於一直處在一個正規的教育環境和體制之中，因此並未感覺特別學到或損失些什麼。直到進了藝專，大量閱讀的習慣才逐漸改變他對生活及生命的看法。當時除了歐洲帝俄時期的翻譯小說之外，關也閱讀了許多諸如卡繆的異鄉人及赫曼赫塞的徬徨少年時，流浪者之歌等存在主義書籍。｢早期的閱讀習慣的確使得我 能夠藉由文字和作者共享每一個生活片段中的悲歡離合，喜怒哀樂，從其中我也開始學習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待生活和對待生命。｣

至於閱讀習慣的養成，關認為大學畢業後，判斷及選擇能力轉趨成熟，應是開始甚至擴大閱讀領域的絕佳時機，倘若在步出校門後即停止閱讀習慣，對自己將是一種莫大的損失。

｢服役期間雖讓我第一次嚐到孤獨的感覺，但那時來自社會各階層，各式行業的人匯集在一起的景況非常有趣，也因此認識了一些勞動階層人物所存在的性格特質。｣關記得有一回在軍中保養卡車，自己在車底下折騰了許久仍無法將螺絲卸下，後來一位學有專精的同僚鑽到卡車底下，不一會兒工夫就將鏽死的螺絲完整的卸下。｢都市人習慣藉由物質的偽裝來虛張聲勢，相反的，同僚在整個過程中所散發的代表勞動階層的尊嚴和光彩，的確令人刮目相看。而那一次的經驗也讓我實地的驗證了一個不虛偽、腳踏實地的專業態度和決心。現在回想起來，他連鑽到車底下的氣勢都不太一樣。｣

退伍後，關曉榮為了實際體驗工人的生活實態，便突發奇想地到梨山種植溫帶水果，然而精疲力盡的工作模式，幾乎是對他體力及精神意志的無情考驗。｢在梨山的日子我才理解對於勞動者所存在的浪漫想法並不正確。同時也清楚地認知自己並無法勝任這樣的工作。除了敦促自己尋找更合適的社會角色和位置之外，也因此讓我更加尊重勞動階層。｣關曉榮回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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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關曉榮為了抒解都市所帶給人的生活壓力，選擇遠赴恆春擔任教職。五年半的教書生涯裡，雖然從與學生的互動中獲得不少安慰和鼓勵，但也從實務教學中發現基礎教育正由於制度的僵化和升學主義而形成若干問題。｢我著實無法接受把教書當成謀生工具的消極想法，這點雖然在人性上可以理解，但在原則上則無法接受。｣關曉榮無奈地說。

至於是什麼樣的誘因造成關曉榮對於原住民問題的關注?主要是在一次位於霧台的豐年祭採訪過程，偶然結識的原住民青年雖然在晚餐中藉由酒精沖淡了與漢人間的隔閡，但清晨酒醒後的冷漠與疏離卻令他印象深刻。加上當時各地頻傳的煤礦災變中，大量原住民礦工的悲慘遭遇，使得關開始思考為何原住民需赤裸裸地將自己暴露於加此嚴苛勞動條件下的潛在問題。

1984年，關曉榮為了探討阿美族都市漁業勞工所衍生的社會問題，移居基隆八尺門。關回憶起當時的記憶：｢雖然強烈的東北季風，險惡的海象，物資的匱乏等等艱困的生活條件，不免令人萌生絕望，但阿美族人彼此關心，相互扶持的精神互動的確令人感動。反倒在現代社會中較少看到如此寬闊的胸襟。｣這篇定名為｢2%的希望與掙扎｣的調查報告，雖然未能解決大環境中存在已久的深刻問題，但也由於報告中對於惡劣生活環境的凸顯，使得八尺門的住宅問題獲得了初步的改善。

基於對原住民文化及生活的強烈興趣，關曉榮於1986年又將視點對準了蘭嶼的雅美族。紀錄喧騰一時的雅美族人反核運動及雅美族人文化傳統，生活現狀的專書〜｢尊嚴與屈辱｣的付梓，可說為關曉榮和生活在蘭嶼的雅美族人留下了可歌可泣的動人篇章。
自覺攝影技術不佳，且對人的興趣遠超過攝影的關曉榮，回想起為整理數以千計的蘭嶼系列圖片，從暗房的小紅燈中驚醒，卻不知身處何處的辛苦歷程時；｢我仍堅信惟有在艱苦的環境中才能擠壓出人的潛在力量。而攝影人除了需不斷感受社會的脈動之外 ，更需對此建立明確的認知，如此方能在竭盡全力之後無愧於己，無愧於天地，無愧於鏡頭下的芸芸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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