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1954年8月1日，「境內百餘貓隻全數因癲癇死亡，水俣市茂道部落老鼠劇增，居民束手無策，請求協助撲殺…...」，一則刊載於日本熊本日日新聞社的新聞，實則為纏訟超過五十年的工業汙染事件─水俣病，悄悄地揭開序幕。而茂道部落也成為日後水俣病患最為集中的區域。

其後，除了水俣市附近漁村持續出現貓隻發狂，游魚翻肚，海鳥掉落等等的怪異景象，在當地主要漁場的不知火海沿岸，更不斷地在居民身上，出現精神官能、運動麻痺及失明等症狀，類似的症狀甚至擴及新生嬰兒的身上。而上述的病兆在當時原因未明的情況下，卻經常被誤診為酒精中毒、精神疾病或神經炎等病症。

隨著發病人數的持續增加，加上群醫無法掌握病因所引發的集體恐慌，遂於1956年5月正式通報水俣市週邊發生” 水俣奇病” ，同時成立因應” 水俣奇病”的權責與研究單位。直到1959年7月才由熊本大學的水俣病研究班，首次發表餵養貓隻的實驗發現，由不知火海域所捕獲的魚貝類中隱含的”有機水銀” ，才是造成人畜罹患水俣病的主要原因。而這樣的研究報告，也讓引發整個事件的元凶，更具體的指向位於水俣市，自1932年起，即長期將含有高含量有機水銀的未處理廢液，直接排放入海的日本窒素肥料公司(Chiso) 。

而由於海流的牽動，隨著廢水排放的積累，汙染所及，除了南起水俣市，北至八代市的不知火海沿岸，甚至逐步擴及對岸的天草諸島及鹿兒島縣境，影響人口超過二十萬人，病發死亡人數則超過一千五百餘人(截至2004年的統計)。也是史上首次因有機水銀公害所形成的食物鏈感染，及經由胎盤的垂直性感染。對此，相關部門除了採取消極性的週邊海域禁捕及架設隔離網，也引發廣大受害居民長期的群體抗爭與求償訴訟。

面對此歷史上首見的重大公害事件，深信攝影在記錄與美學實踐之餘，堪為實現社會正義與促進社會變革的攝影家們，自然無法置身於事件之外。其中耳熟能響的，莫過於當時即活躍於全球的報導攝影家尤金˙史密斯所攝的《水俣》 (Minamata)(1991)系列作品。史密斯為拍攝水俣系列，不僅於1971-1974年間長期移居水俣市，更曾因為拍攝工作遭圍毆成傷。相較於其他攝影者們的作品，史密斯的確展現了藉由攝影砌入議題的精準與美學實踐的嫻熟，也更實證優秀攝影作品結合西方主流媒介後所產生的巨大能量，而這樣的能量確實足以引發省思與變革。

至於日本國內的攝影者，針對水俣病公害事件所編撰的攝影集，則包括桑原史成的《水俣病》(1965) 、《桑原史成攝影全集1水俣》(2004) ，塩田武史的《水俣─來自深淵 塩田武史攝影報告》(1973) 、《我所攝可愛的水俣》(2008) ，芥川仁的《水俣─嚴然存在的風景》(1980) ，以及田中史子的《生─第四十年的水俣病》(1994)等等。

桑原史成曾獲韓國東江最佳外國人攝影家獎及日本相模原獎，作品風格堅守直接純粹與傳統寫實，為1960年最早獲准進入水俣市患者專用病房的報導攝影家，1962年並曾因翻攝日本窒素肥料公司，內部關於水俣病研究的機密資料而引發關注。同年九月於東京有樂町的富士攝影藝廊，舉辦名為〈水俣病─工場廢液與沿岸漁民〉的攝影個展時，富士公司自承受到來自日本化學業界要求停止展出的強大壓力，但仍堅持如期在十天後閉幕。

塩田武史則由採訪特定的田中先生一家開始，並自1970年起，為紀錄水俣病事件移居水俣市長達十五年。芥川仁則是少數使用4x5大型相機，拍攝受汙染漁民肖像的攝影家。整體而言，日本攝影家們的作品較不似西方觀點，著重於現實的氛圍建構與視覺轉化，反倒普遍維持著感同身受的溫厚與視距。

隨著數位科技演進所引致的低限與普及，不僅讓攝影更加貼近生活，也使得攝影在諸多足以型塑個人感知、記錄時代更迭與豐盈生命歷程的媒介形式中，堅實地成為庶民大眾所接受的類型。即便置放在全球規格下的當代攝影發展潮流與現況中，以人類活動與生存狀況為主體的傳統寫實影像，相較於多元跨界的視覺藝術表現，除長期未受國內藝術市場青睞，更因學院教育的忽視與轉向，不再吸引大量年輕學子戮力投身，已然處在沉寂的邊陲境地。

惟傳統寫實的記錄影像之所以深邃動人，或之所以仍吸引部分攝影家們隻身獨行，不斷透過作品在速成與混沌中閃耀著微光，尚在於其內容與體現，有別於潮流、市場考量的另類深省與動人實踐。

透過關於水俣病系列的幾個長篇作品的整理歸納，我無意也不宜強加個人對於個別作品的好惡評斷，只是逕自地想著，在台灣目前的攝影創作環境，快速朝向未曾擁有卻想著揚棄，未曾建構卻急著解構，尚未站穩卻又趕著跨越的方向傾斜中，到底有什麼方法或理由？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輕創作者，願意以持續的熱情，再造攝影作為撩撥思想的價值與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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