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東京生鮮魚市場的起源,根據歷史所載,約於德川家康創建幕府的慶長八年(西元1603年)前後,森孫右衛門帶著家族九人及漁師三十餘人投靠江戶城內的德川幕府,漁獲所得除了提供德川幕府日常所需之外。延寶二年(西元1674年)更獲得幕府的許可,得將部分漁獲轉售於一般住民。隨著居住人口的增加,河邊漁獲交易的規模逐漸擴大,河邊魚市場因此日趨成型,日語稱為「魚河岸」。
明治十年(西元1877年),位於隅田川旁的築地魚市場即是承續上述的概念而設立,早期除了確保產銷管道的暢通及東京府民一般生鮮魚貨的穩定供應之外, 為了因應居民消費習慣的改變及生活水準的提昇, 築地也逐漸成為處理鮪魚、旗魚等高級魚貨的首要集散地,而攸關日人飲食文化至鉅的鮪魚, 即是築地魚貨處理的大宗;以去年為例,年吞吐量超過六萬公噸的鮪魚批發處理能力, 儼然為東京第一。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那時已是我遊學東瀛的第三個年頭,馬路上的積雪,己不像初抵東京時所見的那般令人雀躍,長時期課業和打工的壓力反倒令人有股窒息的感覺。由於電視上一則關於築地魚市場交易熱絡的報導,讓我突然興起了一窺這個東京最大鮪魚批發市場奧秘的慾望。
築地魚市場位於東京都的中央區,離我遊學時居住的涉谷尚有段距離,而通常地下鐵的運行時間都在十二點左右結束,為了一窺這個東京最大鮪魚批發市場的奧秘,於是我向打工商店的老闆商借了一部小貨車,沿著地圖上的指標,小心翼翼地開往目的地。深夜裡,東京街道的稀疏冷清,和白天的擁塞景況,相映成趣。我坐在右側的駕駛座,不時提醒自己,左右相反的慣性差異。車子很快地繞過了新宿和皇居,約莫三十分鐘的車程,我抵達了築地。
清晨三點鐘,遠從台灣、韓國及日本各地,以空運或陸運方式運抵東京的冷凍鮪魚,一車車地開進市場內,使得原本看似遼闊的市場顯得擁擠不堪。或許是長途跋涉,加上天冷的緣故,司機們在依序將冷凍車停妥後,不約而同地躲入車內小憩一番,為了不使鮪魚的鮮度受損,冷凍車則依然維持發動的狀態,規律的引擎聲響,夾雜著排氣管排出的陣陣白煙,倒也給人一種破曉前蓄勢待發的浪漫情境,但寒風中的等待畢竟令人難耐,我索性買了罐熱咖啡,將自己蜷縮在面對隅田川的大木箱內,此時,舉頭展望清澈的星空,懷念家鄉的思緒突然變得濃烈。
時間伴隨著沈思一分一秒地逝去,四點不到,手上或腰間勾掛著鐵鉤的魚市場工人,陸續從四面八方匯集而來,準備開始魚貨批發競標前,卸載、過磅及排列等等的前置作業;除了大聲地互道早安之外,有些工人則趕忙地囫圇吞食速食麵,以暫時應付工作時,可能的體力損耗。
四點一刻,工人合力將冷凍車門打開,鏗鏗的巨響劃破了黎明前的靜謐,櫃內囤聚的霧氣更在剎時間,宛若猛虎出柙般地一湧而出,待白霧消散,堆滿貨櫃的一條條冷凍鮪魚,隱約地露出碩大肥厚的身軀。為了避免魚貨直接摔落地面,造成損傷,工人在地上準備好大型輪胎,以緩衝魚塊和地面的撞擊。卸下的鮪魚則迅速地完成過磅及編號手續,再分別以人工或堆高機,移往他處排列;只見工人們快速地在市場內的數個空間中來回穿梭,不一會兒工夫,成千上百的冷凍鮪魚己被條理地擺置其中,場面就像閱兵分列般地整齊。
面對日人求好的處事精神和眼前壯盛遼闊的鮪魚陣容,我不禁又讓自己置身在民族意識的極度挫折中,久久難以平抑。正當我依然沈浸思索彼此對於工作態度及認知的迥然差異時,場內的工人則又以飛快的速度,將鮪魚的尾部砍除,皮肉掀起。競標前的準備工作到此可說己全然就緒。
就在前置作業接近完成的同時,手持鐵鉤、手電筒,頭戴識別牌的魚販,三五成群地步入場中,他們熟練地將從鮪魚尾部鉤出的魚肉,放入手中搓揉,並用手電筒照射,藉以判斷魚肉的鮮度、色澤與質地。而我也在此時才恍然大悟,原來,每條鮪魚尾部和皮肉掀起的部位,正是他們為了避免魚販在挑選魚貨時損及魚体,所開放的唯一供挖取和審視魚肉的公共領域。
六點十分,天色仍然幽暗,清脆的手搖鈴聲,此起彼落地在場中揚起。魚販們此時魚貫地步上拍賣台,主持人在站定後,先循例向大伙兒問候,並宣佈準備拍賣的魚貨序號,參與拍賣的魚販則不時地留意主持人的一舉一動,絲毫不敢大意。
拍賣主持人眼看人員大致就位,瞬時間高舉起右手,宏亮的吆喝,明快的手勢,外加宛若舞者般律動的曼妙形體,著實讓場面顯得格外鮮活有趣。而買賣雙方也就在他們獨特的手勢符號和你來我往的眼神傳遞下,迅速正確地進行溝通並完成交易。這時,牆上的掛鐘指著六點三十,天色已悄然轉亮。
然而,場內的喧囂並未因競標活動的結束而停歇,為了確保魚貨鮮度,另一波爭取時效的搬運作業又如火如荼地開啟。各式載運鮪魚的板車及貨車,在魚販們熟稔的操控下,靈巧地在場中鑽行,巨型電鋸的運轉聲,持續地嗡嗡作響,而切割場前早已排滿等候大部分解的鮪魚和人群。
甫過八點,冬陽讓人感覺幾許暖意,我登上市場內的一處停車塔,俯瞰全景,透過觀景窗,拍賣場的人潮,己隨著發送作業的接近尾聲而逐批散去;遠方的工人正以水柱沖刷場地,雜涾的氛圍轉趨平息。此時,空氣中雖不時飄來淡淡的魚腥味,倒也令人心曠神怡。
在整個為期多年的造訪記錄過程裡,我除了訝然於場內人、事、物所砌造的影像震撼和視覺驚奇之外,亦不斷從日人處理鮪魚批發的作業流程中,反覆驗証了責無旁貸的使命感、空間運用的極致、「顧客至上」的落實貫徹及「人權優先」的理念宣揚等等,早已存在日本社會,且根深蒂固的民族特質和堅持。
首先是強烈的使命感;為使拍賣工作接續進行,打從一開始的魚貨卸載、搬運到排列、砍劈的處理過程中,工人們個個莫不卯足勁,揮汗如雨地趕在既定時刻前完成任務,除了偶有的稍歇喘息,未曾目擊場內工人無所事事、閒賦摸魚。正如同日本其他行業的從業人員甚或公務員,大多主動積極、致力於工作的景況一般,此皆源於日本人民對於其所屬團體、國家及社會的使命感使然。雖然二次大戰期間,類似使命感的極度病態化,曾為締造「大東亞共榮圈」,而引發錯誤的侵華戰爭。但不容否認的,日本得以從敗戰後的遍地瓦礫中迅速復甦,且成為足以左右世局的經濟強國,實亦肇因於此。
其次是空間運用的極致,由於日本位處島國,加上地狹人稠,使得日人須不時面對創造空間、與海爭地的窘境。例如家中壁角的三角形抽水馬桶水箱、溝軌式拉門、站立食用的「立食」麵店、展覽場順向的「路順」安排、及地下五層、地上兩層的多重交通網路等等,皆是日本社會中,以人類巧思對抗空間不足的具體事例。魚市場內,魚貨的整齊排列及確保動線的流暢,即是他們為充分利用空間、創造最大價值的應變設計。然而,畢竟人類的生活空間有日而盡,人口成長卻永無止期,和日本同屬島國的台灣,亦應理解此一定律,早日投入如何有效調節秩序、發揮空間最大效能的研究與開發,做為日後國家圖強、圖存的絕佳利器。
至於在「顧客至上」的落實貫徹及「人權優先」的理念宣揚,可從魚市場內,魚貨的明確編號、魚體的細心維護、挑選魚貨時的走道預留、甚至拍賣台的高度設計等等,窺出端倪。其他諸如此類反映在現實生活上的,更是不勝枚舉。小從人行道上的導盲樂鳴器、月台上精準的定點停車、百貨公司為婦孺準備的嬰兒車及哺乳室,大至道路的夜間施工,皆不難感受他們為貫徹上述兩項堅持,所展現的決心和努力。反觀在我們的社會裡,標榜「顧客至上」的相關行業或揭示「人權優先」的諸多宣示,對大部分的消費者及小老百姓而言,充其量不過是遙不可期的口號而已。
縱使坊間對於大和民族早已存有其他諸如:過度儀式化社會、重包裝不求內涵、盲目崇洋等等的不同論述。但筆者以為,以台、日雙方在地理、資源及文化等條件的諸多近似之處,不妨取其精髓、究其原委、考其差異,以期為尋回日漸式微的詳和社會,重新奠定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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