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南方澳
文/沈昭良


蘇澳位於蘭陽平原的南端,古稱「東港」或「港口」。由於漢人開墾蘭陽平原是採由北向南,緩慢推進,因此蘇澳的開發較諸平原其他鄉鎮為晚。清嘉慶元年(西元1796年),吳沙招撫三籍墾民,率鄉勇兩百餘人,前進至烏石港以南(今日頭城),這是漢人開拓蘭陽之始。西元1811年正式設廳,開墾的腳步逐漸擴及南面的蘇澳。關於蘇澳的地名由來,則有此一說:「嘉慶年間,泉州人蘇士尾,率壯丁入墾現今蘇澳街區西側近郊,蘇澳之「蘇」字即取其姓,「澳」字則因聚落接近灣澳而命名。」

蘇澳灣內沿岸有三個聚落,北邊是北方澳,中間為蘇澳,南邊則是南方澳。南方澳直到日人在此開鑿溼地,築成蘇澳漁港後,漢人才逐漸移入,原居此地的平埔族 - 猴猴社番則往南遷移。漢人及日籍漁民的相繼移入逐漸形成日據時期的蘇澳港漁村,即今日南方澳漁港前身。日人在建設花蓮港前,曾同時針對蘇澳的地理環境進行評估,原擬籌築大型綜合性港口於此,但因蘇澳所處陸地條件不足,而改築商港於花蓮,築漁港於南方澳。

南方澳位於蘇澳港南方,原本為一離岸島,後因砂石在島嶼的南方堆積,而使島嶼與陸地相連,形成所謂的陸連島。因其港區水深及地理環境較北方澳更適合漁船停泊作業,日人遂於大正十年(西元1921年)斥資開鑿南方澳漁港,並於隔年(1922年)完成築港工程,當時通稱為蘇澳漁港,為台灣第三大港(僅次於基隆、高雄)。其後隨著蘇澳商港擴建及北方澳被徵收為軍港,蘇澳港成為軍、商、漁三者兼具的大型港口,南方澳則因其漁業機能顯著,而成為漁港的通稱,沿用至今。

通常我們稱魚類聚集且具捕撈價值的場所為漁場,而良好漁場的形成主要又和水深、水溫是否合宜、寒暖流經過與否、及大陸棚等條件息息相關。南方澳因地處宜蘭灣南端,灣內有蘭陽溪流入,帶來養分;灣外有龜山島屏障使灣內海域平靜和緩。龜山島附近海域更因地形複雜、礁岩密佈,為底棲魚類的絕佳棲息地,加上東北部海域因寒暖流交會形成的潮境漁場等因素影響,使其具備豐富漁場的條件。故日人開發南方澳漁港不僅可以南方澳為基地,開發洄游魚類的漁場,兼顧蘇澳、南澳及龜山島附近淺灘,旗、鰹、鯊魚等魚類聚集處所,就地理位置而言,更可掌控南起巴士海峽,北至琉球群島的廣大近海漁場。

至於漁港的條件,由於漁港是供應漁船進出,便利漁業經營的港灣,因此良好的漁港需具備:接近漁場、便利漁貨貯藏、販賣、及轉運、便於漁船、漁具修理及製造、具通訊、預報設備和漁業相關物資供應充足等條件。南方澳在日據時期建港除了開挖港灣,同時設有魚市場及水產會社,並有計劃性地移入日本漁民後,陸續完成儲油槽、給水設備及冷凍製冰設備等陸上硬體設施。隨著漁撈技法不斷革新所引致的漁業興盛,南方澳漁港已發展為具備造船、修理、冷凍、加工、給水、卸載等漁業相關設備的完善港口。唯一美中不足的或可稱是陸上運輸的先天受限,這也是南方澳漁獲有很大比例是作為食品加工原料的主要原因。

南方澳的漁業機能之所以如此顯著,除了上述的陸上設備完善、漁法多元、天然資源豐富等因素外,來自全省各地的移入人口及伴隨而至的經驗技術交流,更扮演極為關鍵的角色。南方澳的人口遷入可說和漁撈活動的發展互為因果,多元的漁撈活動固然成為吸引外地人口遷入的主要誘因,來自不同地域的人口組成亦為漁撈技術的革新注入源源不絕的新動力。

南方澳的人口結構,最早應可追溯至日人築港前,原為南方澳-猴猴社番的居住地,漁港完成後,漢人逐漸移入,當時漁村人口稀少,加上正值日本國內漁業不景氣,於是日本政府便在西元1926至1928年間,分從長崎、大分、高知及愛媛等地招致漁民移民至南方澳,成為日本官營漁業移民至台灣的先例。隨著日籍漁民將發動機船引入,不僅促成台灣傳統劃槳船隻的機動化,由大分縣漁民所創始的延繩釣、鏢旗魚,及高知縣漁民擅長的曳繩漁業等亦在此時傳入,可謂影響未來的漁撈活動至鉅,其中延繩漁業更可說是日據時期,從事漁船數目最多,漁獲量最大的一種漁法。而當初日本移民的主要聚落,雖隨著二次大戰結束,日籍漁民陸續返國已不復見,但在南方澳的華山巷附近,迄今仍保留有「移民仔」地名,可資考據。

由於南方澳早在西元1923年即有日人於此發展漁業,因此南方澳的漁撈活動可謂豐富且多元。整體而言,光復前漁法以鏢和釣為主,漢人則以焚寄網和流刺網為首長;光復後,隨著日籍漁民悉數返國,漢人逐漸扮演改良和創新漁法的角色。日據時期所盛行的延繩釣、鏢旗魚等漁法,在光復初期雖仍為南方澳漁民所沿用,但自西元1950年巾著網漁法的引進,不僅大幅提昇日據時期延繩、曳繩漁業的漁獲量,由於此種漁法所所需作業人數多達二十餘人,也因此吸引大量外地人口移入南方澳從事漁業活動。其他因為漁法而產生的人口遷入和技術交流尚包括四○年代小琉球人擅長的手釣鯖魚,五○年代高雄漁民的單拖網、澎湖漁民的撈珊瑚技術、壯圍漁民的流刺網、頭城漁民的雙拖網、及六○年代由日本引進的大型圍網等等,皆為南方澳人口遷入、活化漁業機能及帶動相關產業發展奠定深厚的基礎。

伴隨漁業的發達,外地人口不斷湧入南方澳,迥異的語言腔調、民俗習性交會於這純樸的東部漁村,不僅曾締造世界第一的高人口密度,來自不同地域的移民更在歷經四、五十年以後,展現從早期的利害衝突、鄉忌情仇到今日相互認同、彼此容忍的族群融合過程。

五、六○年代的南方澳漁港,可說是商業活動極為繁盛的時期。據當地耆老口述,每到夜晚,不僅港邊夜市攤販綿延不絕,街道更被人群擠的水洩不通。當時在這個以男性為為主體的漁港,甚至因為消費人口眾多,一度同時擁有三家戲院和二十多家茶室,可謂街景熙攘、門庭若市。七○年代,則由於近海漁業資源枯竭造成漁業機能衰退,年輕一輩已不再熱衷刺激、冒險的討海生活,加上陸上就業機會普遍增多,漁民亦不鼓勵子弟再從事辛苦的漁業,人口的流動猶如戲棚前散場的人潮般逐漸褪去,截至目前,南方澳的人口已從高峰期的三萬餘人,遽減為一萬二千人左右。漁撈、卸載作業的主要勞力來源,除了年長的既有成員外,辛苦耐勞的原住民、遠渡重洋的外籍勞工和寄泊於內港的中國大陸漁工,則成為南方澳漁業發展的生力軍,影響所及,除了船東和海腳(船員)間的緊密關係和傳統家庭式的漁業組織日漸式微,也為南方澳下一個階段的族群融合,增添新的因素。

南方澳是在建港之後,因為人口的遷移才逐漸形成以漢人為主的漁村社會,而住民的遷移行為除了影響漁撈活動,促成族群融合外,對於遷移者而言,不僅須面對新社會風俗與規範,亦不得不逐漸疏遠與原鄉的社會關係網絡和價值體系。因此,宗教所具有的生命啟示、潛能激發及行為整合等效用,得以發揮功能,並逐日拓展為蓬勃多樣的宗教信仰儀式和慶典活動。

相對於漁村的主要工作環境不同於農村和土地間的穩定關係,而是以浩瀚無疆、變化無常的海洋為舞臺,南方澳居民的財富和生活智慧來自於海洋,對生命安全的威脅及潛藏的危機亦來自於海洋,無論工作場域、生理調適、抑或心理層面,可說充滿高度的未知性和不確定性,因此宗教便成為當地人民紓解不安、憂慮、挫折、甚至祈禱滿載的精神慰藉,而聚資建廟也成為漁民宣揚神威、祈謝感恩的主要方式。

隨著信仰圈的凝聚和擴大,南方澳目前雖擁有十二座道觀、兩座教堂及一座佛寺,由於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均從事漁撈活動,因此主祭神仍以漁民的守護神-媽祖為首要,其次則為傳統民俗宗教中的天公、王爺、太子爺、城隍爺等等。南方澳漁民對於媽祖信仰的熱烈程度,從平時的香火鼎盛不難判別。每當媽祖生日(農曆三月二十三日),更是陣頭群聚、鐘鼓鳴天,遶境隊伍綿延數哩,家家戶戶更唯有在「媽祖生」時擺席宴客,歡喜慶賀媽祖生日,可見媽祖在漁港居民心中崇高的宗教地位。

南方澳的媽祖大事紀中為眾人所記憶傳誦的,不外是1987年農曆八月,一艘宜蘭籍漁船從中國大陸走私五尊湄洲媽祖,於頭城外海遭臨檢查獲,頓時輿論嘩然,人們對五尊媽祖將被如何處置的關心程度,遠高過於走私犯罪本身,最後在政府的特許下,奉准安奉南天宮,以供信徒膜拜。然而,因媽祖而起的爭戰並未因此落幕;為了確立其所供奉媽祖神像的龍頭地位,分別代表南方澳本地住民信仰中心的南天宮,和主要由北方澳移民所擁護的鎮安宮,爭相輾轉前往大陸湄洲取經,以維正統,最後由南天宮組成進香船隊,乘風破浪,直取湄洲而拔得頭籌,此事也成為轟動當時政治社會的大新聞。南天宮為乘勝追擊,更在經過兩年的塑形打造後,於1995年中秋次日,舉行全台首座媽祖金身的安座大典。這座重達203.8公斤的純金媽祖,不僅使南天宮奠定其地方代表性,媽祖金身也成為南方澳漁港的重要地標,吸引全省信徒爭相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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